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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商业进化是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博会）发起“Talk with Blueconomy”系列对话，邀请来自政府、商业、科技、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高层嘉宾，共同探讨影响全球蓝色未来的重要议题，致力于推动前沿的科技与商业交流，构建全球商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面向全球蓝色新未来。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经济展会，海博会每年在深圳举行，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蓝色经济国际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经贸平台。
以下为“Talk with Blueconomy”系列对话第七十七期。
做客嘉宾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名誉所长 研究员
唐启升
Talk with Blueconomy第77期
中国式现代渔业的过去与未来
Talk with Blueconomy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产业之一，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食品资源。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渔业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渔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战略，并由此走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式现代渔业发展道路。随着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加大，未来中国渔业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期“Talk with Blueconomy”，我们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唐启升。唐启升院士是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学家，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以及发展战略研究，开拓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和大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在渔业生物学、资源增殖与管理、远洋渔业、养殖生态等方面有多项创新性研究，为中国渔业科学与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和生态系统水平海洋管理基础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突出贡献。
在采访中，唐启升院士为我们分享了中国式现代渔业的发展历程，并对发展碳汇渔业的意义进行阐释，此外还对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渔业，您认为中国渔业有哪些变化？其推动因素有哪些？
唐启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渔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渔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从渔业总产量来看，中国渔业总产量从1949年的52万吨上升至2020年的6500万吨，在世界渔业总产量中的占比则从2.7%上升至35%。从养捕比来看，1949年，中国渔业养捕比小于5：95，也就是以捕为主；2020年，我们的养捕比高达80：20，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养捕比。
其次，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大幅度提高。1949年，中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约0.7千克，1985年为7.57千克，2020年增长至46.39千克，是世界平均人均水产品占有量的2倍。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走出了一条“以养为主”的中国特色渔业发展道路，不仅颠覆了世界“捕捞为大”的渔业发展模式，同时显著提升了渔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包括食物供给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现代渔业的发展为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大国粮仓”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中国特色现代渔业的发展则源自于以下4个驱动因素：
一是超前的思想准备。1958年，“养捕之争”的讨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渔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二是坚实的科技支撑。1958年，钟麟团队攻克鲢鳙等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技术，带动了规模化养殖技术和学科的发展，促进了水产养殖业普遍而广泛的发展。
三是正确的发展决策。1985年，“以养殖为主”的决策，使中国渔业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影响了世界，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发展。
四是清晰的发展理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提出健康养殖、生态养殖、碳汇渔业、建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和“资源养护型捕捞业”发展新模式等一系列发展理念，逐步形成以资源养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原则的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战略。
您提到中国渔业“以养为主”模式对世界“捕捞为大”模式的颠覆，能否讲讲这一历程？
唐启升：“以捕为主”或“捕捞为大”的发展模式是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在渔业的应用。1850年前后，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惠及渔业，蒸汽机开始用于捕捞业，催生了近代渔业发展，形成“以捕为主”或“捕捞为大”的发展模式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渔业。这一点可以从数据中看到，1950年代水产养殖业总产量在现代渔业总产量中的占比很小，约为3.22%。
1958年，中国水产部负责人高文华在《红旗》杂志发表“养捕之争”的文章，对“以捕为主”或“捕捞为大”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之后中国确定“养捕并举”的发展方针，促使渔业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是世界上首次有国家从国家层面认识到单靠渔业捕捞不能满足对水产品的需求，需要发展新的生产方式。1985年，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提出“以养殖为主”渔业发展方针，并在198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予以确立。这一方针实施后，中国水产养殖快速发展，并在1988年首次超过捕捞产量，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水产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
但直到本世纪初，欧美国家仍坚持原有的发展模式，将渔业等同于捕捞业。直到201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6世界渔业与水产养殖状况》报告中提出，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水产养殖业对人类水产品消费的贡献首次超过野生水产品捕捞业。报告同时肯定了中国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得到了世界认可。此后，不仅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水产养殖，发达国家也看到了这其中的好处。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超过捕捞量，二者在渔业总产量的占比为51：49。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碳汇渔业备受关注，您也发表过多项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否简要讲讲您的洞察？
唐启升：海洋碳汇渔业是海洋生物“蓝色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率先提出碳汇渔业概念和倡导发展碳汇渔业的国家。
碳汇渔业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二氧化碳，并通过收获的过程，把这些已经转化为生物产品的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也被称之为“可移出的碳汇”和“可产业化的蓝碳”。碳汇渔业能够充分发挥碳汇功能，直接或间接吸收并储存水体中的二氧化碳，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而减缓水体酸度和气候变暖。
中国海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养殖对象以贝、藻类为主，有显著的碳汇生态功能，在减排二氧化碳和缓解水域富营养化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以2020年为例，全国海水养殖贝类面积占总面积的60%，产量占到海水养殖水产品总产量的69%，可固碳130万吨，约48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每年吸收我国4.6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汇渔业作为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将引领中国渔业飞跃式发展。一方面发展碳江渔业首先要转变传统渔业粗放的增长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像海水养殖这样碳汇效益显著的产业，或碳储存和碳替代效益显著的产业。另一方面也对于渔业信息统计提出更高要求，必须更加详尽与连续。此外，还要加强水产学科中关于个体碳汇和群体碳汇的科学研究，从而为制定碳汇计量标准提供数据基础。
您认为中国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唐启升：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管理与科技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和努力。
中国水产养殖结构具有种类繁多、多样性丰富、营养层次多、营养级低、生态效率高、生物产出量多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为解决吃鱼难、农民增收、提供优质蛋白、调整渔业结构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对减排二氧化碳、缓解水域富营养化发挥积极作用。预计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这种水产养殖结构在中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也成为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背景。
未来，中国渔业要遵循绿色低碳和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走环境友好、资源养护、碳汇渔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产出的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力：
一是建设资源养护型捕捞业，实施生态系统水平的资源管理是实现捕捞业绿色发展的重大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捕捞限额和渔业管理的科技支撑；强化增殖技术与生态效果的科技支撑；加强栖息地与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新业态的健康发展等。
二是建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实施养殖容量规划管理是实现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关键。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区域养殖容量评估体系；建立水产养殖容量管理制度；建立持续发展规模化生态健康养殖新生产模式；提升水产养殖的现代化工信技术水平等。
三是加强渔业绿色发展的科学与技术关键科学问题研究。主要聚焦在渔业生态数量管理科学基础及新生产模式发展，不仅包括养殖容量、限额管理及渔业生态学，也包括绿色、规模化发展背景下水产育种、病害、营养与饲科、资源增殖、工程与装备等方面的科学与技术。
（文章内容为嘉宾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