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商业进化是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博会)发起“Talk with Blueconomy”系列对话,邀请来自政府、商业、科技、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高层嘉宾,共同探讨影响全球蓝色未来的重要议题,致力于推动前沿的科技与商业交流,构建全球商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面向全球蓝色新未来。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经济展会,海博会每年在深圳举行,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蓝色经济国际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经贸平台。
以下为“Talk with Blueconomy”系列对话第六十六期。
做客嘉宾是: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宋家慧
Talk with Blueconomy第66期
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正当其时
Talk with Blueconomy
海上搜救(MSAR)作为海上险情事故应急处置和海上安全救助的重要工作,受到各沿海国的高度重视。在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的海上贸易、海域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休闲旅游等海上活动大量增加,国际邮轮、海上风电施工、自由行游艇、体育帆船、休闲渔业等涉海新风险点涌现,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期“Talk with Blueconomy”,我们邀请到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宋家慧。宋家慧理事长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是中国境内第一位超大型油轮VLCC首任船长。曾在交通部先后担任安全监督局副局长、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以及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等职务。在担任救助打捞局局长期间,他领导了中国救捞系统改革全过程,牵头组建第一支海上救助飞行队。
在采访中,宋理事长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海上应急体系建设历程及现状,并对海上搜救应急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社会力量发展提出建议。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能否简要介绍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您从事海上救援工作多年,能否简要介绍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救援?
宋家慧: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成立于2008年,是由交通运输部指导、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4A级社会组织。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由从事各类潜水、打捞、救助、海洋及水下工程、船舶及设施建造、潜水打捞装备装具制造、潜水医学保障、海洋海事科研、防污染、教学、培训、保险等相关机构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和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协会目前有900家会员单位,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遍布沿海和沿江城市,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水下救援力量。目前,协会正在申请更名为“中国潜水和救捞行业协会”,更名后协会的职能将会更加全面。
我一辈子都在与海上安全、海上救援打交道,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救援。1983年,我还是船长的时候,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曾遭遇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自救,从事管理工作后亲身经历了1999年“烟台11·24特大海难”的调查,这次事故造成280人遇难,损失极为惨重,事故发生时,距离最近的烟台救助局也难以派出一艘现代化救助船实施有效救援。这次事故也让国务院下决心对交通部救捞系统进行全面的管理体制改革,按照“事事分开”的改革原则,形成三个“三位一体”的中国救捞体系。经过20余年的建设,今天的海上救援在装备、技术、救援能力等各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海上专业救援队伍的形象。
在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在国家层面也进一步得到关注,这一领域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
宋家慧:2022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的意见》,这个意见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重要举措,结合当前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加强海上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正当其时。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海上搜救领域的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处在快速发展期,搜救能力与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基本适应。
首先,从专业力量来看,已经形成了三个“三位一体”的中国救捞体系,即救助、打捞、飞行“三位一体”的队伍建制;空中立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潜水打捞“三位一体”的综合功能;人命救助、财产救助、环境救助“三位一体”的岗位职责。此外还有海事系统、海警部队等其他专业力量,他们在海上行政执法过程中也要执行海上人命救援和快速搜救等任务。
其次,在救援设备配备上,中国救捞目前有各类救捞船舶达209艘、救助直升机20架、主力救助船功率达到9000千瓦,抗风浪能力达到12级风14米浪高,最大的救助船“101”系列共三艘,满载排水量达7000吨,它们作为救助旗舰分别配置在3个海区。
最后,从社会力量发展来看,大量沿海地区的社会救援组织都具备了水域和水下的应急救援能力,这里面也包括我们中国潜水打捞协会的数百家会员单位。
但是发展永远在路上,搜救能力建设也永远在路上,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们仍然面临很多挑战。过去我们讲“三精两关键”,即:人员精干、装备精良、技术精湛、关键时候能起关键作用。现在我们有非常好的装备和专业队伍,但仍未能真正发挥专业队伍的关键作用,首要的就是海上快速救援还没有实现,这是我认为需要发展和努力的方向。此外,社会救援力量的有序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要从标准建设、规章制度和组织培育等方面出发,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海上应急救援力量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和有效发展。
海上应急救援涉及到广泛的国际合作,能否为我们讲讲您的洞察?
宋家慧: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从组织架构、制度体系等方面为履行国际海上搜救任务做出了大量安排。在组织架构上,1973年为使在我国沿海遇险的人员、船舶得到及时救助,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国海上安全指挥部,这一机制运行到1989年,根据《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的要求,国家设立了“中国海上搜救中心”(MRCC),负责全国海上搜救工作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以及对外联系等职责。在制度体系上,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作为国家25个专项预案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之后交通部在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的框架下,不断完善并指导地方政府加强海上搜救“一案三制”建设。这些安排在近年来的海上搜救任务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2006年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成功解救在台风“珍珠”中遇险的越南渔民330人,2007年与美国搜救机构密切合作,成功救助在距美国关岛500多公里遇险的中国渔船上的18名渔民。这样的案例有很多,体现了我们的大国担当,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海上搜救领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合作精神。
但是在国际合作领域我们也有不足。首先,在国际海事组织(IMO)涉及海上搜救的领域,我们输送的人才不多,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才更少,在重要事项上参与程度也不够。这两个方面反而是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比如亚太地区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 (TOKYO MOU)在东京签署,全球卫星搜救系统亚洲地区的枢纽(JAMCC)在日本,前任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和现任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席都由日本人担任。其次,我们对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重视不够,未能真正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交通运输部加入了国际救捞联合会(ISU)和国际海上人命救助联盟(IMRF)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但有很多政策相互关联,需要纳入到国家外交的战略平台去总体考量和谋划,才能更好地推动海上搜救领域的国际合作。
深圳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交通运输部的意见中也提到支持社会力量健康有序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着手?
宋家慧:我认为社会组织是要做填补社会治理网络空白的事情。2021年6月我们发布“CDSA水下应急救援体系”,发挥会员组织在装备、技术和经验方面的优势,响应各地政府应急部门的救援行动,这是我们作为行业协会发挥我们的功能。但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本身很复杂,既要有组织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管理部门营造好的环境,积极引导水域搜救行业组织规范发展。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社会组织要积极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目前各类组织良莠不齐,运行规范程度不一,导致大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程度不高。社会组织要着力于把自己的功能定位为社会服务,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积极补位;同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行,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其次是要对水域搜救建立科学的标准和管理规范。当前我国应急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救援是专业要求非常高的领域,不论是救援人员培训,还是设施设备的使用、维护,科学的标准和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救援人员负责,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需要国家和地方应急部门高度重视,对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救援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其科学规范地开展救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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